梧桐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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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小小说17篇,篇篇经典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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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巴

人事顾问老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工厂里本来没有“人事顾问”这种奇怪的职务,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多年人事工作,肚子里有一部活档案;近二年岁数大了,身体也不太好,时常闹一点腰酸腿疼,血压偏高,就自己要求当了顾问,所顾的也还多半是人事方面的问题,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顾问。这本是个外号,但是听起来倒像是个正式职称似的。有关人事工作的会议,只要他能来,他是都来的。来了,有时也发言,有时不发言。他的发言有人爱听,有人不爱听。他看的杂书很多,爱讲故事。在很严肃的会上有时也讲故事。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之一。

厂里准备把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程师,领导层意见不一,有赞成的,有反对的,已经开了多次会,定不下来。赞成的意见不必说了,反对的意见,归纳起来,有以下几条:

一、他家庭出身不好,是资本家;

二、社会关系复杂,有海外关系;有个堂兄还在台湾;

三、反右时有右派言论;

四、群众关系不太好,说话有时很尖刻……

其中反对最力的是一个姓董的人事科长,此人爱激动,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,只是每次都是满脸通红地说:“知识分子!哼!知识分子!”翻来复去,只是这一句话。

人事顾问听了几次会,没有表态。党委书记说:“老黄,你也说两句!”老黄慢条斯理地说:

“我讲一个故事吧——“从前,有一个人,叫做艾子。艾子有一回坐船,船停在江边。半夜里,艾子听见江底下一片哭声。仔细一听,是一群水族在哭。艾子问:‘你们哭什么?’水族们说:‘龙王有令,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,我们都是有尾巴的,所以在这里哭。’艾子听了,深表同情。艾子看看,有一只蛤蟆也在哭,艾子很奇怪,问这蛤蟆:‘你哭什么呢?你又没有尾巴!’蛤蟆说:‘我怕龙王要追查起我当蝌蝌时候的事儿呀!’”

职业

文林街一年四季,从早到晚,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。街上的居民铺户、大人小孩、大学生、中学生、小学生、小教堂的牧师,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,都听得很熟了。

“有旧衣烂衫找来卖!”

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么脆的嗓子,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。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,专收旧衣烂衫。她这一声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,声音很高,拉得很长,一口气。她把“有”字切成了“一——尤”,破空而来,传得很远(她的声音能传半条街)。“旧衣烂衫”稍稍延长,“卖”字有余不尽:

“一——尤旧衣烂衫……找来卖……”

“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?……”

我从此人的吆喝中知道了一个一般地理书上所不载的地名:板桥,而且永远也忘不了,因为我每天要听好几次。板桥大概是一个镇吧,想来还不小。不过它之出名可能就因为出一种叫化风丹的东西。化风丹大概是一种药吧?这药是治什么病的?我无端地觉得这大概是治小儿惊风的。昆明这地方一年能销多少化风丹?我好像只看见这人走来走去,吆喝着,没有见有人买过他的化风丹。当然会有人买的,否则他吆喝干什么。这位贵州老乡,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,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呆着呢?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?

黄昏以后,直至夜深,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,很悲凉地喊着:

“壁虱药!虼蚤药!”

壁虱即臭虫。昆明的跳蚤也是真多。他这时候出来吆卖是有道理的。白天大家都忙着,不到快挨咬,或已经挨咬的时候,想不起买壁虱药、虼蚤药。

有时有苗族的少女卖杨梅、卖玉麦粑粑。

“卖杨梅——!”

“玉麦粑粑——!”

她们都是苗家打扮,戴一个绣花小帽子,头发梳得光光的,衣服干干净净的,都长得很秀气。她们卖的杨梅很大,颜色红得发黑,叫做“火炭梅”,放在竹篮里,下面衬着新鲜的绿叶。玉麦粑粑是嫩玉米磨制成的粑粑(昆明人叫玉米为包谷,苗人叫玉麦),下一点盐,蒸熟(蒸出后粑粑上还明显地保留着拍制时的手指印痕),包在玉米的嫩皮里,味道清香清香的。这些苗族女孩子把山里的夏天和初秋带到了昆明的街头了。

……

在这些耳熟的叫卖声中,还有一种,是:

“椒盐饼子西洋糕!”

椒盐饼子,名副其实:发面饼,里面和了一点椒盐,一边稍厚,一边稍薄,形状像一把老式的木梳,是在铛上烙出来的,有一点油性,颜色黄黄的。西洋糕即发糕,米面蒸成,状如莲蓬,大小亦如之,有一点淡淡的甜味。放的是糖精,不是糖。这东西和“西洋”可以说是毫无瓜葛,不知道何以命名曰“西洋糕”。这两种食品都不怎么诱人。淡而无味,虚泡不实。买椒盐饼子的多半是老头,他们穿着土布衣裳,喝着大叶清茶,抽金堂叶子烟,泛览周王传,流观山海图,一边嚼着这种古式的点心,自得其乐。西洋糕则多是老太太叫住,买给她的小孙子吃。这玩意好消化,不伤人,下肚没多少东西。当然也有其他的人买了充饥,比如拉车的,赶马的马锅头①,在茶馆里打扬琴说书的瞎子……

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。他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,饼子和糕分别放在木盆两侧,上面盖一层白布,白布上放一饼一糕作为幌子,从早到晚,穿街过巷,吆喝着:

“椒盐饼子西洋糕!”

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岁,如果上学,该是小学五六年级。但是他没有上过学。

我从侧面约略知道这孩子的身世。非常简单。他是个孤儿,父亲死得早。母亲给人家洗衣服。他还有个外婆,在大西门外摆一个茶摊卖茶,卖葵花子,他外婆还会给人刮痧、放血、拔罐子,这也能得一点钱。他长大了,得自己挣饭吃。母亲托人求了糕点铺的杨老板,他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。晚上发面,天一亮就起来烧火,帮师傅蒸糕、打饼,白天挎着木盆去卖。

“椒盐饼子西洋糕!”

这孩子是个小大人!他非常尽职,毫不贪玩。遇有唱花灯的、耍猴的、耍木脑壳戏的,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,只是找一个有荫凉、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,高声吆喝:

“椒盐饼子西洋糕!”

每天下午,在华山西路、逼死坡前要过龙云的马。这些马每天由马夫牵到郊外去遛,放了青,饮了水,再牵回来。他每天都是这时经过逼死坡(据说这是明永胺帝被逼死的地方),他很爱看这些马。黑马、青马、枣红马。有一匹白马,真是一条龙,高腿狭面,长腰秀颈,雪白雪白。它总不好好走路。马夫拽着它的嚼子,它总是騕騕马袅马袅的。钉了蹄铁的马蹄踏在石板上,郭答郭答。他站在路边看不厌,但是他没有忘记吆喝:

“椒盐饼子西洋糕!”

饼子和糕卖给谁呢?卖给这些马吗?

他吆喝得很好听,有腔有调。若是谱出来,就是:

│#——│——│

椒盐饼子西洋糕

放了学的孩子(他们背着书包),也觉得他吆喝得好听,爱学他。但是他们把字眼改了,变成了:

│#——│——│

捏着鼻子——吹洋号

昆明人读“饼”字不走鼻音,“饼子”和“鼻子”很相近。他在前面吆喝,孩子们在他身后摹仿:

“捏着鼻子吹洋号!”

这又不含什么恶意,他并不发急生气,爱学就学吧。这些上学的孩子比卖糕饼的孩子要小两三岁,他们大都吃过他的椒盐饼子西洋糕。他们长大了,还会想起这个“捏着鼻子吹洋号”,俨然这就是卖糕饼的小大人的名字。

这一天,上午十一点钟光景,我在一条巷子里看见他在前面走。这是一条很长的、僻静的巷子。穿过这条巷子,便是城墙,往左一拐,不远就是大西门了。我知道今天是他外婆的生日,他是上外婆家吃饭去的(外婆大概炖了肉)。他妈已经先去了。他跟杨老板请了几个小时的假,把卖剩的糕饼交回到柜上,才去。虽然只是背影,但看得出他新剃了头(这孩子长得不难看,大眼睛,样子挺聪明),换了一身干净衣裳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孩子没有挎着浅盆,散着手走着,觉得很新鲜。他高高兴兴,大摇大摆地走着。忽然回过头来看看。他看到巷子里没有人(他没有看见我,我去看一个朋友,正在倚门站着),忽然大声地、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:

“捏着鼻子吹洋号!……”

(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写过的一篇旧作,原稿已失去。前年和去年都改写过,这一次是第三次重写了。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记)

①马锅头是马帮的赶马人。不知道为什么叫马锅头。

螺蛳姑娘

有种田人,家境贫寒。上无父母,终鲜兄弟。薄田一丘,茅屋数椽。孤身一人,艰难度日。日出而作,春耕夏锄。日落回家,自任炊煮。身为男子,不善烧饭。冷灶湿柴,烟熏火燎。往往弄得满脸乌黑,如同灶王。有时怠惰,不愿举火,便以剩饭锅巴,用冷水泡泡,摘取野葱一把,辣椒五颗,稍蘸盐水,大口吞食。顷刻之间,便已果腹。虽然饭食粗粝,但是田野之中,不乏柔软和风,温暖阳光,风吹日晒,体魄健壮,精神充沛,如同牛犊马驹。竹床棉被,倒头便睡。无忧无虑,自得其乐。

忽一日,作田既毕,临溪洗脚,见溪底石上,有一螺蛳,螺体硕大,异于常螺,壳有五色,晶莹可爱,怦然心动,如有所遇。便即携归,养于水缸之中。临睡之前,敲石取火,燃点松明,时往照视。心中欢喜,如得宝贝。

次日天明,青年男子,仍往田间作务。日之夕矣,牛羊下来。余霞散绮,落日熔金。此种田人,心念螺蛳,急忙回家。到家之后,俯视水缸:螺蛳犹在,五色晶莹。方拟升火煮饭,揭开锅盖,则见饭菜都已端整。米饭半锅,青菜一碗。此种田人,腹中饥饿,不暇细问,取箸便吃。热饭热菜,甘美异常。食毕之后,心生疑念:此等饭菜,何人所做?或是邻居媪婶,怜我孤苦,代为炊煮,便往称谢。邻居皆曰:“我们不曾为你煮饭,何用谢为!”此种田人,疑惑不解。

又次日,青年男子,仍往作田。归家之后,又见饭菜端整。油煎豆腐,细嫩焦黄;酱姜一碟,香辣开胃。

又又次日,此种田人,日暮归来,启锁开门,即闻香气。揭锅觑视:米饭之外,兼有腊肉一碗,烧酒一壶。此种田人,饮酒吃肉,陶然醉饱。

心念:果是何人,为我做饭?以何缘由,作此善举?

复后一日,此种田人,提早收工,村中炊烟未起,即已抵达家门。轻手蹑足,于门缝外,向内窥视。见一姑娘,从螺壳中,冉冉而出。肤色微黑,眉目如画。草屋之中,顿生光辉。行动婀娜,柔若无骨。取水濯手,便欲做饭。此种田人,破门而入,三步两步,抢过螺壳;扑向姑娘,长跪不起。螺蛳姑娘,挣逃不脱,含羞弄带,允与成婚。种田人惧姑娘复入螺壳,乃将螺壳藏过。严封密裹,不令人知。

一年之后,螺蛳姑娘,产生一子,眉目酷肖母亲,聪慧异常。一家和美,幸福温馨,如同蜜罐。

唯此男人,初得温饱,不免骄惰。对待螺蛳姑娘,无复曩时敬重,稍生侮慢之心。有时入门放锄,大声喝唤:“打水洗脚!”凡百家务,垂手不管。唯知戏弄孩儿,打火吸烟。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俨然是一大爷。螺蛳姑娘,性情温淑,并不介意。

一日,此种田人,忽然想起,昔年螺壳,今尚在否?探身取视,晶莹如昔。遂以逗弄婴儿,以箸击壳而歌:

“丁丁丁,你妈是个螺蛳精!

橐橐橐,这是你妈的螺蛳壳!”

彼时螺蛳姑娘,方在炝锅炒菜,闻此歌声,怫然不悦,抢步入房,夺过螺壳,纵身跳入。倏忽之间,已无踪影。此种田人,悔恨无极。抱儿出门,四面呼喊。山风忽忽,流水潺潺,茫茫大野,迄无应声。

此种田人,既失娇妻,无心作务,田园荒芜,日渐穷困。神情呆滞,面色苍黑。人失所爱,易于速老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

仓老鼠和老鹰借粮

“仓老鼠和老鹰借粮,——守着的没有,飞着的倒有?”

——《红楼梦》

天长啦,夜短啦,耗子大爷起晚啦!

耗子大爷干嘛哪?耗子大爷穿套裤哪。

来了一个喜鹊,来跟仓老鼠借粮。

喜鹊和在门口玩耍的小老鼠说:

“小胖墩,回去告诉老胖墩:‘有粮借两担,转过年来就归还。’”

小老鼠回去跟仓老鼠说:“有人借粮。”

“什么人?”

“花喜鹊,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

“哦!喜鹊。他说什么?”

“小胖墩,回去告诉老胖墩:‘有粮借两担,转过年来就归还。’”

“借给他两担!”

天长啦,夜短啦,耗子大爷起晚啦。

耗子大爷干嘛哪?耗子大爷梳胡子哪。

来了个乌鸦,来跟仓老鼠借粮。

乌鸦和在门口玩耍的小老鼠说:

“小尖嘴,回去告诉老尖嘴:‘有粮借两担,转过年来就归还。’”

小老鼠回去跟仓老鼠说:“有人借粮。”

“什么人?”

“从南来个黑大汉,腰里别着两把扇。走一走,扇一扇,‘阿弥陀佛好热的天!’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,扇扇?!”

“是乌鸦。”

“他说什么?”

“小尖嘴,回去告诉老尖嘴:‘有粮借两担,转过年来就归还。’”

“借给他两担!”

天长啦,夜短啦,耗子大爷起晚啦!

耗子大爷干嘛哪?耗子大爷咕嘟咕嘟抽水烟哪。

来了个老鹰,来跟仓老鼠借粮。

老鹰和在门口玩耍的小老鼠说:

“小猫菜,回去告诉老猫菜:‘有粮借两担,转过年来不定归还不归还!’”

小老鼠回去跟仓老鼠说:“有人借粮。”

“什么人?”

“钩鼻下,黄眼珠,看人斜着眼,说话尖声尖气。”

“是老鹰!——他说什么?”

“他说:‘小猫菜回去告诉老猫菜——’”

“什么‘小猫菜’、‘老猫菜’!”

“——‘有粮借两担’——”

“转过年来?”

“——‘不定归还不归还!’”

“不借给他!——转来!”

“……”

“就说我没在家!”

小老鼠出去对老鹰说:

“我爹说他没在家!”

仓老鼠一想:这事完不了,老鹰还会来的。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!我跟它哭穷,我去跟它借粮去。

仓老鼠找到了老鹰,说:

“鹰大爷,鹰大爷!天长啦,夜短了,盆光啦,瓮浅啦。有粮借两担,转过年来两担还四担!”

老鹰一听,气不打一处来:这可真是:“仓老鼠跟老鹰借粮,守着的没有,飞着的倒有!”——“好,我借给你,你来!你来!”

仓老鼠往前走了两步。

老鹰一嘴就把仓老鼠叼住,一翅飞到树上,两口就把仓老鼠吞进了肚里。

老鹰问:“你还跟我借粮不?”

仓老鼠在鹰肚子里连忙回答:“不借了!不借了!不借了!”

年2月

詹大胖子

詹大胖子是五小的斋夫。五小是县立第五小学的简称。斋夫就是后来的校工、工友。詹大胖子那会,还叫做斋夫。这是一个很古的称呼。后来就没有人叫了。“斋夫”废除于何时,谁也不知道。

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。很胖,而且很白。是个大白胖子。尤其是夏天,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,露出胸脯和肚子,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,就显得更白,更胖。他偶尔喝一点酒,生一点气,脸色就变成粉红的,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。

五小的校长张蕴之、学校的教员——先生,叫他詹大。五小的学生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:詹大胖子。其实叫他詹胖子也就可以了,但是学生都愿意叫他詹大胖子,并不省略。

一个斋夫怎么可以是一个大胖子呢?然而五小的学生不奇怪。他们都觉得詹大胖子就应该像他那样。他们想象不出一个瘦斋夫是什么样子。詹大胖子如果不胖,五小就会变样子了。詹大胖子是五小的一部分。他当斋夫已经好多年了。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斋夫。

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、下课铃。他在屋里坐着。他有一间小屋,在学校一进大门的拐角,也就是学校最南端。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了当门房即传达室用的,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,来了人,大摇大摆就进来了,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。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。他在屋里坐着,看看钟。他屋里有一架挂钟。这学校有两架挂钟,一架在教务处。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这两架钟。喀拉喀拉,上得很足,然后才去开大门。他看看钟,到时候了,就提了一只铃铛,走出来,一边走,一边摇:叮当、叮当、叮当……从南头摇到北头。上课了。学生奔到教室里,规规矩矩坐下来。下课了!詹大胖子的铃声摇得小学生的心里一亮。呼——都从教室里窜出来了。打秋千、踢毽子、拍皮球、抓子儿……

詹大胖子摇坏了好多铃铛。

后来,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,送给母校留纪念,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。

一口很好看的钟,黄铜的,亮晶晶的。

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路边两棵梧桐树之间。铜钟有一个锤子,悬在当中,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。詹大胖子扯动麻绳,钟就响了:当、当、当、当……钟不打的时候,绳绕在梧桐树干上,打一个活结。

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。钟也随着高了。

五小的孩子也高了。

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,是剪冬青树。这个学校有几个地方都栽着冬青树的树墙子,大礼堂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道,校园外边一道,幼稚园门外两边各有一道。冬青树长得很快,过些时,树头就长出来了,参差不齐,乱蓬蓬的。詹大胖子就拿了一把很大的剪子,两手执着剪子把,叭嗒叭嗒地剪,剪得一地冬青叶子。冬青树墙子的头平了,整整齐齐的。学校里于是到处都是冬青树嫩叶子的清香清香的气味。

詹大胖子老是剪冬青树。一个学期得剪几回。似乎詹大胖子所做的主要的事便是摇铃——打钟,剪冬青树。

詹大胖子很胖,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。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,又好像很爱这些树。

詹大胖子还给校园里的花浇水。

这个校园没有多大点。冬青树墙子里种着羊胡子草。有两棵桃树,两棵李树,一棵柳树,有一架十姊妹,一架紫藤。当中圆形的花池子里却有一丛不大容易见到的铁树。这丛铁树有一年还开过花,学校外面很多人都跑来看过。另外就是一些草花,剪秋罗、虞美人……。还有一棵鱼儿牡丹。詹大胖子就给这些花浇水。用一个很大的喷壶。

秋天,詹大胖子扫梧桐叶。学校有几棵梧桐。刮了大风,刮得一地的梧桐叶。梧桐叶子干了,踩在上面沙沙地响。詹大胖子用一把大竹扫帚扫,把枯叶子堆在一起,烧掉。黑的烟,红的火。

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?他给老师烧水。烧开水,烧洗脸水。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。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,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。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。

他还帮先生印考试卷子。詹大胖子推油印机滚子,先生翻页儿。考试卷子印好了,就把蜡纸点火烧掉。烧油墨味儿飘出来,坐在教室里都闻得见。

每年寒假、暑假,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,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。全校学生有二百人,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。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,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、姓名,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:“贵家长”。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:“县立第五小学”,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,他们拆开信封看:国语98,算术86……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。

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,除了摇上课铃、下课铃,——打上课钟、下课钟之外,是他卖花生糖。芝麻糖。他在他那间小屋里卖。他那小屋里有一个一面装了玻璃的长方匣子,里面放着花生糖、芝麻糖。詹大胖子摇了下课铃,或是打了上课钟,有的学生就趁先生不注意的时候,溜到詹大胖子屋里买花生糖、芝麻糖。

詹大胖子很坏。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。贵好多!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,因为学校有规定,不许“私出校门”。

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,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。说: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;他的糖不卫生;他赚学生的钱,不道德。

但是詹大胖子还是卖,偷偷地卖。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,左手捏着花生糖、芝麻糖,藏在袖筒里。有学生要买糖,走近来,他就做一个眼色,叫学生随他到校长、教员看不到的地方,接钱,给糖。

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。他们长大了,想起五小,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,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、芝麻糖。

詹大胖子就是这样,一年又一年,过得很平静。除了放寒假、放暑假,他回家,其余的时候,都住在学校里。——放寒假,学校里没有人。下了几场雪,一个学校都是白的。暑假里,学生有时还到学校里玩玩。学校里到处长了很高的草。

每天放了学,先生、学生都走了,学校空了。五小就剩下两个人,有时三个。除了詹大胖子,还有一个女教员王文惠。有时,校长张蕴之也在学校里住。

王文蕙家在湖西,家里没有人。她有时回湖西看看亲戚,平时住在学校里。住在幼稚园里头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里。她教一年级、二年级算术。她长得不难看,脸上有几颗麻子,走起路来步子很轻。她有一点奇怪,眼睛里老是含着微笑。一边走,一边微笑。一个人笑。笑什么呢?有的男教员背后议论:有点神经病。但是除了老是微笑,看不出她有什么病,挺正常的。她上课,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。她教加法,减法,领着学生念乘法表:

“一一得一,

一二得二,

二二得四……”

下了课,走回她的小屋,改学生的练习。有时停下笔来,听幼稚园的小朋友唱歌:

“小羊儿乖乖,

把门儿开开,

快点儿开开,

我要进来……”

晚上,她点了煤油灯看书。看《红楼梦》、《花月痕》,张恨水的《金粉世家》,李清照的词。有时轻轻地哼《木兰词》。“唧唧复唧唧;木兰当户织……”有时给她的女子师范的老同学写信。写这个小学,写十姊妹和紫藤,写班上的学生都很可爱,她跟学生在一起很快乐,还回忆她们在学校时某一次春游,感叹光阴如流水。这些信都写得很长。

校长张蕴之并不特别的凶,但是学生都怕他。因为他可以开除学生。学生犯了大错,就在教务处外面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:学生某某某,犯了什么过错,著即开除学籍,“以维校规,而警效尤,此布”,下面盖着校长很大的签名戳子:“张蕴之”。“张蕴之”三个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。

他也教一班课,教五年级或六年级国文。他念课文的时候摇晃脑袋,抑扬顿挫,有声有色,腔调像戏台上老生的道白。“晋太原中,武陵人,捕鱼为业……”。“一路秋山红叶,老圃黄花,不觉到了济南地界。到了济南,只见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……”

他爱写挽联。写好了,就用按钉钉在教务处的墙上,让同事们欣赏。教员们就都围过来,指手划脚,称赞哪一句写得好,哪几个字很有笔力。张蕴之于是非常得意,但又不太忘形。他简直希望他的亲友家多死几个人,好使他能写一副挽联送去,挂起来。

他有家。他有时在家里住,有时住在学校里,说家里孩子吵,学校里清静,他要读书,写文章。

有时候,放了学,除了詹大胖子,学校里就剩下张蕴之和王文蕙。

王文蕙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,散散步。王文蕙散完步,常常看见张蕴之站在教务处门口的台阶上。王文蕙向张蕴之笑笑,点点头。张蕴之也笑笑,点点头。王文蕙回去了,张蕴之看着她的背影,一直看到王文蕙走进幼稚园的前门。

张蕴之晚上读书。读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池北偶谈》、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、《曾文正公家书》、《板桥道情》、《绿野仙踪》、《海上花列传》……

校长室的北窗正对着王文蕙的南窗,当中隔一个幼稚园的游戏场。游戏场上有秋千架、压板、滑梯。张蕴之和王文蕙的煤油灯遥遥相对。

一天晚上,张蕴之到王文蕙屋里去,说是来借字典。王文蕙把字典交给他。他不走,东拉西扯地聊开了。聊《葬花词》,聊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”。王文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,心里怦怦地跳。忽然,“噗!”张蕴之把煤油灯吹熄了。

张蕴之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到王文蕙屋里去。

这事瞒不过詹大胖子。詹大胖子有时夜里要起来各处看看。怕小偷进来偷了油印机、偷了铜钟、偷了烧开水的白铁壶。

詹大胖子很生气。他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骂:“张蕴之!你不是个东西!你有老婆,有孩子,你干这种缺德的事!人家还是个姑娘,孤苦伶仃的,你叫她以后怎么办,怎么嫁人!”

这事也瞒不了五小的教员。因为王文蕙常常脉脉含情地看张蕴之,而且她身上洒了香水。她在路上走,眼睛里含笑,笑得更加明亮了。

有一天,放学时,有一个姓谢的教员路过詹大胖子的小屋时,走进去,对他说:“詹大,你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一趟。”詹大胖子不知道有什么事。

姓谢的教员是个纨绔子弟,外号谢大少。学生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:

“谢大少,

捉虼蚤。

虼蚤蹦,

他也蹦,

他妈说他是个大无用!”

谢大少家离五小很近,几步就到了。

谢大少问了詹大胖子几句闲话,然后,问:

“张蕴之夜里是不是常常到王文蕙屋里去?”

詹大胖子一听,知道了:谢大少要抓住张蕴之的把柄,好把张蕴之轰走,他来当五小校长。詹大胖子连忙说:

“没有!没有的事!没有的事不能瞎说!”

詹大胖子不是维护张蕴之,他是维护王文蕙。

从此詹大胖子卖花生糖、芝麻糖就不太避着张蕴之了。

詹大胖子还是当他的斋夫,打钟,剪冬青树,卖花生糖、芝麻糖。

后来,张蕴之到四小当校长去了,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个镇上教书去了。

后来,张蕴之死了,王文蕙也死了(她一直没有嫁人)。詹大胖子也死了。

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。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

幽冥钟

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。很早很早以前(大概从宋朝开始)就有人提出过怀疑,认为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。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:为什么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呢?我的家乡就是夜半撞钟的。而且只有夜半撞。半夜,子时,十二点。别的时候,白天,还听不到撞钟。“暮鼓晨钟”。我们那里没有晨钟,只有夜半钟。这种钟,叫做“幽冥钟”。撞钟的是承天寺。

关于承天寺,有一个传说。传说张士诚是在这里登基的。张士诚是泰州人。泰州是我们的邻县。史称他是盐贩出身。盐贩,即贩私盐的。中国的盐,秦汉以来,就是官卖。卖盐的店,称“官盐店”。官盐税重,价昂。于是有人贩卖私盐。卖私盐是犯法的事。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,要钱不要命。遇到缉私的官兵,便要动武。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被称为“盐匪”。瓦岗寨的程咬金就贩过私盐。在苏北里下河一带,一提起“私盐贩子”或“贩私盐的”,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。张士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。元至正十三年,他从泰州起事,打到我的家乡高邮。次年,称“诚王”,国号“周”。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(他不是我们县的人,他称王确是在我们县),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。我们县的有名人物最古的是秦王子婴。现在还有一条河,叫子婴河。以后隔了很多年,出了一个秦少游。再以后,出了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。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,应该是张士诚。可是我前几年回乡,翻看县志,关于张士诚,竟无一字记载,真是怪事!

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士诚的传说。

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,找人来写承天寺的匾。来了很多读书人。他们提起笔来,刚刚写了两笔,就叫张士诚拉出去杀了。接连杀了好几个。旁边的人问他:“为什么杀他们?”张士诚说:“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?‘了’,是个了字!老子才当皇帝就‘了’了,日他妈妈的!”后来来了个读书人。他先写了一个:“王”字,再写了左边的“〉”,右边的“〈”,再写上边的“乛”,然后一竖到底,张士诚一看大喜,连说:“这就对了——先称王,左有文臣,右有武将,戴上平天冠,皇基永固,一贯到底!——赏!”

我小时读的小学就在承天寺的旁边,每天都要经过承天寺,曾经细看过承天寺山门的石刻的匾额,发现上面的“承”字仍是一般笔顺,合乎八法的“承”字,没有先称王、左文右武、戴了皇冠、一贯到底的痕迹。

我也怀疑张士诚是不是在承天寺登的基,因为承天寺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。

承天寺在城北西边,挨近运河。城北的大寺共有三座。一座善因寺,庙产甚多,最为鲜明华丽,就是小说《受戒》里写的明海受戒的那座寺。一座是天王寺,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。天王寺佛事较盛。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,时常有人家来“烧房子”。烧房子似是我乡特有的风俗。“房子”是纸扎店扎的,和真房子一样,只是小一些。也有几层几进,有堂屋卧室,房间里还有座钟、水烟袋,日常所需,一应俱全。照例还有一个后花园,里面“种”着花(纸花)。房子立在空地上,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。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。天王寺的和尚敲着鼓磐铙钹在房子旁边念一通经(不知道是什么经),这一家的一个男丁举火把房子烧了,于是这座房子便归该宅的先人冥中收用了。天王寺气象远不如善因寺,但房屋还整齐,——因此常常驻兵。独有承天寺,却相当残破了。寺是古寺。张士诚在这里登基,虽不可靠,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。

一进山门,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。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。大殿里很昏暗,神龛佛案都无光泽,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。一点声音都没有,整座寺好像是空的。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,衣履敝旧,神色凄凉。——不像善因寺的和尚,一个一个,都是红光满面的。

大殿西侧,有一座罗汉堂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。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,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,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。罗汉堂外面,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,有几百年了。夏天,一地浓荫。冬天,满阶黄叶。

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,相当高大。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。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。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。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,跏跌而坐,低眉闭目,神色慈祥。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,灯光幽微。

在佛教的菩萨里,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。一位是观世音菩萨,因为他(她)救苦救难。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。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。他像大地一样,含藏无量善根种子。他是地之神,是一位好心的菩萨。

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?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,叫“幽冥钟”,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。不知道为什么,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,——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,罪过最深。钟声,会给她们光明。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,好心的菩萨,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,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,极其自然。

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。相貌清癯,高长瘦削。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。他就住在罗汉堂里。大钟东侧靠墙,有一张矮矮的禅榻,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,这就是他的住处。白天,他随堂粥饭,洒扫庭除。半夜,起来,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,就开始撞钟。

钟声是柔和的、悠远的。

“东——嗡……嗡……嗡……”

钟声的振幅是圆的。”东——嗡……嗡……嗡……”,一圈一圈地扩散开。就像投石于水,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。

“东——嗡……嗡……嗡……”

钟声撞出一个圆环,一个淡金色的光圈。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。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。“嗡……嗡……嗡……”金色的光环暗了,暗了,暗了……又一声,“东——嗡……嗡……嗡……”又一个金色的光环。光环扩散着,一圈,又一圈……

夜半,子时,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。

“东——嗡……嗡……嗡……”

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。

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,他听到了钟声。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。

承天寺的钟,幽冥钟。

女性的钟,母亲的钟……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,飘雪。

茶干

家家户户离不开酱园。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倒有三件和酱园有关:油、酱、醋。

连万顺是东街一家酱园。

他家的门面很好认,是个石库门。麻石门框,两扇大门包着铁皮,用奶头铁钉钉出如意云头。本地的店铺一般都是“铺闼子门”,十二块、十六块门板,晚上上在门坎的槽里,白天卸开。这样的石库门的门面不多。城北只有那么几家。一家恒泰当,一家豫丰南货店。恒泰当倒闭了,豫丰失火烧掉了。现在只剩下北市口老正大棉席店和东街连万顺酱园了。这样的店面是很神气的。尤其显眼的是两边白粉墙的两个大字。黑漆漆出来的。字高一丈,顶天立地,笔划很粗。一边是“酱”,一边是“醋”。这样大的两个字!全城再也找不出来了。白墙黑字,非常干净。没有人往墙上贴一张红纸条,上写:“出卖重伤风,一看就成功”;小孩子也不在墙上写:“小三子,吃狗屎”。

店堂也异常宽大。西边是柜台。东边靠墙摆了一溜豆绿色的大酒缸。酒缸高四尺,莹润光洁。这些酒缸都是密封着的。有时打开一缸,由一个徒弟用白铁唧筒把酒汲在酒坛里,酒香四溢,飘得很远。

往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,青砖铺地,整整齐齐排列着百十口大酱缸。酱缸都有个帽子一样的白铁盖子。下雨天盖上。好太阳时揭下盖子晒酱。有的酱缸当中掏出一个深洞,如一小井。原汁的酱油从井壁渗出,这就是所谓“抽油”。西边有一溜走廊,走廊尽头是一个小磨坊。一头驴子在里面磨芝麻或豆腐。靠北是三间瓦屋,是做酱菜、切萝卜干的作坊。有一台锅灶,是煮茶干用的。

从外往里,到处一看,就知道这家酱园的底子是很厚实的。——单是那百十缸酱就值不少钱!

连万顺的东家姓连。人们当面叫他连老板,背后叫他连老大。都说他善于经营,会做生意。

连老大做生意,无非是那么几条:

第一,信用好。连万顺除了做本街的生意,主要是做乡下生意。东乡和北乡的种田人上城,把船停在大淖,挂好了船绳,就直奔连万顺,打油、买酱。乡下人打油,都用一种特制的油壶,广口,高身,外面挂了酱黄色的釉,壶肩有四个“耳”,耳里拴了两条麻绳作为拎手,不多不少,一壶能装十斤豆油。他们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,就去办别的事情去了。等他们办完事回来,油已经打好了。油壶口用厚厚的桑皮纸封得严严的。桑皮纸上盖了一个墨印的圆印:“连万顺记”。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分量足不足,成色对不对。多年的老主顾了,还能有错?他们要的十斤干黄酱也都装好了。装在一个元宝形的粗篾浅筐里,筐里衬着荷叶,豆酱拍得实实的,酱面盖了几个红曲印的印记,也是圆形的。乡下人付了钱,提了油壶酱筐,道一声“得罪”,就走了。

第二,连老板为人和气。乡下的熟主顾来了,连老板必要起身招呼,小徒弟立刻倒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。他家柜台上随时点了一架盘香,供人就火吸烟。乡下人寄存一点东西,雨伞、扁担、箩筐、犁铧、坛坛罐罐,连老板必亲自看着小徒弟放好。有时竟把准备变卖或送人的老母鸡也寄放在这里。连老板也要看着小徒弟把鸡拎到后面廊子上,还撒了一把酒糟喂喂。这些鸡的脚爪虽被捆着,还是卧在地上高高兴兴地啄食,一直吃到有点醉醺醺的,就闭起眼睛来睡觉。

连老板对孩子也很和气。酱园和孩子是有缘的。很多人家要打一点酱油,打一点醋,往往派一个半大孩子去。妈妈盼望孩子快些长大,就说:“你快长吧,长大了好给我打酱油去!”买酱菜,这是孩子乐意做的事。连万顺家的酱菜样式很齐全:萝卜头、十香菜、酱红根、糖醋蒜……什么都有。最好吃的是甜酱甘露和麒麟菜。甘露,本地叫做“螺螺菜”,极细嫩。麒麟菜是海菜,分很多叉,样子有点像画上的麒麟的角,半透明,嚼起来脆跪的。孩子买了甘露和麒麟菜,常常一边走,一边吃。

一到过年,孩子们就惦记上连万顺了。连万顺每年预备一套锣鼓家伙,供本街的孩子来敲打。家伙很齐全,大锣、小锣、鼓、水镲、碰钟,一样不缺。初一到初五,家家店铺都关着门。几个孩子敲敲石库门,小徒弟开开门,一看,都认识,就说:“玩去吧!”孩子们就一窝蜂奔到后面的作坊里,操起案子上的锣鼓,乒乒乓乓敲打起来。有的孩子敲打了几年,能敲出几套十番,有板有眼,像那么回事。这条街上,只有连万顺家有锣鼓。锣鼓声使东街增添了过年的气氛。敲够了,又一窝蜂走出去,各自回家吃饭。

到了元宵节,家家店铺都上灯。连万顺家除了把四张玻璃宫灯都点亮了,还有四张雕镂得很讲究的走马灯。孩子们都来看。本地有一句歇后语:“乡下人不识走马灯,——又来了!”这四张灯里周而复始,往来不绝的人马车炮的灯影,使孩子百看不厌。孩子们都不是空着手来的,他们牵着兔子灯,推着绣球灯,系着马灯,灯也都是点着了的。灯里的蜡烛快点完了,连老板就会捧出一把新的蜡烛来,让孩子们点了,换上。孩子们于是各人带着换了新蜡烛的纸灯,呼啸而去。

预备锣鼓,点走马灯,给孩子们换蜡烛,这些,连老大都是当一回事的。年年如此,从无疏忽忘记的时候。这成了制度,而且简直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。连老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地对待这些事呢?这为了什么目的,出于什么心理?实在令人捉摸不透。

第三,连老板很勤快。他是东家,但是不当“甩手掌柜的”。大小事他都要过过目,有时还动动手。切萝卜干、盖酱缸、打油、打醋,都有他一份。每天上午,他都坐在门口晃麻油。炒熟的芝麻磨了,是芝麻酱,得盛在一个浅缸盆里晃。所谓“晃”,是用一个紫铜锤出来的中空的圆球,圆球上接一个长长的木把,一手执把,把圆球在麻酱上轻轻的压,压着压着,油就渗出来了。酱渣子沉于盆底,麻油浮在上面。这个活很轻松,但是费时间。连老大在门口晃麻油,是因为一边晃,一边可以看看过往行人。有时有熟人进来跟他聊天,他就一边聊,一边晃,手里嘴里都不闲着,两不耽误。到了下午出茶干的时候,酱园上上下下一齐动手,连老大也算一个。

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。豆腐出净渣,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,包口扎紧,入锅,码好,投料,加上好抽油,上面用石头压实,文火煨煮。要煮很长时间。煮得了,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。这种茶干是圆形的,周围较厚,中间较薄,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,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:“连万顺”,——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,木牌上刻着字,木牌压在豆腐干上,字就出来了。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,掰开了,里面是浅褐色的。很结实,嚼起来很有咬劲,越嚼越香,是佐茶的妙品,所以叫做“茶干”。连老大监制茶干,是很认真的。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。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。车站、码头、茶馆、酒店都有卖的。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。双黄鸭蛋、醉蟹、董糖、连万顺的茶干,凑成四色礼品,馈赠亲友,极为相宜。

连老大就是这样一个人,一个开酱园的老板,一个普普通通、正正派派的生意人,没有什么特别处。这样的人是很难写成小说的。

要说他的特别处,也有。有两点。

一是他的酒量奇大。他以酒代茶。他极少喝茶。他坐在帐桌上算帐的时候,面前总放一个豆绿茶碗。碗里不是茶,是酒,——一般的白酒,不是什么好酒。他算几笔,喝一口,什么也不“就”。一天老这么喝着,喝完了,就自己去打一碗。他从来没有醉的时候。

二是他说话有个口头语:“的时候”。什么话都要加一个“的时候”。“我的时候”、“他的时候”、“麦子的时候”、“豆子的时候”、“猫的时候”、“狗的时候”……他说话本来就慢,加了许多“的时候”,就更慢了。如果把他说的“的时候”都删去,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。

连万顺已经没有了。连老板也故去多年了。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连万顺的样子,记得门口的两个大字,记得酱园内外的气味,记得连老大的声音笑貌,自然也记得连万顺的茶干。

连老大的儿子也四十多了。他在县里的副食品总店工作。有人问他:“你们家的茶干,为什么不恢复起来?”他说:“这得下十几种药料,现在,谁做这个!”

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,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生产,真也不容易。不过,这种东西没有了,也就没有了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

后记

我现在住的地方叫做蒲黄榆。曹禺同志有一次为一点事打电话给我,顺便问起:“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?”我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:“捕黄鱼?——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?”后来经过考证,才知道这是一个三角地带,“蒲黄榆”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。“蒲”是东蒲桥,“黄”是黄土坑,“榆”是榆树村。这犹之“陕甘宁”、“晋察冀”,不知来历的,会觉得莫名其妙。我的住处在东蒲桥畔,,因此把这三篇小说题为《桥边小说》,别无深意。

这三篇写的也还是旧题材。近来有人写文章,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,我看后哑然。当代小说寻觅旧文化的根源,我以为这不是坏事。但我当初这样做,不是有意识的。我写旧题材,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,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。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,新的人物。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。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,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,除净火气,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,这样才能形成小说。但是我现在还不能。对于现实生活,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。

这三篇也是短小说。《詹大胖子》和《茶干》有人物无故事,《幽冥钟》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,只有一点感情。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,简直近似随笔。结构尤其随便,想到什么写什么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我这样做是有意的(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)。我要对“小说”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:小说是谈生活,不是编故事;小说要真诚,不能耍花招。小说当然要讲技巧,但是:修辞立其诚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

陈小手

我们那地方,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。一般人家生孩子,都是请老娘。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,差不多都是固定的。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、二少奶奶、三少奶奶,生的少爷、小姐,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。老娘要穿房入户,生人怎么行?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,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,当“抱腰的”,不须临时现找。而且,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“吉祥”,接生顺当。——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,天天烧香。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?——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,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,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。她也不会接生,只会看内科,是个老姑娘。男人学医,谁会去学产科呢?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,不屑为之。但也不是绝对没有。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。

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,比女人的手还小,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。他专能治难产。横生、倒生,都能接下来(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)。据说因为他的手小,动作细腻,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。大户人家,非到万不得已,是不会请他的。中小户人家,忌讳较少,遇到产妇胎位不正,老娘束手,老娘就会建议:“去请陈小手吧。”

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,但是都叫他陈小手。

接生,耽误不得,这是两条人命的事。陈小手喂着一匹马。这匹马浑身雪白,无一根杂毛,是一匹走马。据懂马的行家说,这马走的脚步是“野鸡柳子”,又快又细又匀。我们那里是水乡,很少人家养马。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,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“马队”,觉得非常好看。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,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,称之为“白马陈小手”。

同行的医生,看内科的、外科的,都看不起陈小手,认为他不是医生,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。陈小手不在乎这些,只要有人来请,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,飞奔而去。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,立刻就安定了一些。他下了马,即刻进产房。过了一会(有时时间颇长),听到“哇”的一声,孩子落地了。陈小手满头大汗,走了出来,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:“恭喜恭喜!母子平安!”男主人满面笑容,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。陈小手接过来,看也不看,装进口袋里,洗洗手,喝一杯热茶,道一声“得罪”,出门上马。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“哗棱哗棱”……走远了。

陈小手活人多矣。

有一年,来了联军。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,是两支军队。一支是国民革命军,当地称之为“党军”;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。孙传芳自称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,他的部队就被称为“联军”。联军驻扎在天王庙,有一团人。团长的太太(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),要生了,生不下来。叫来几个老娘,还是弄不出来。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。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。

陈小手进了天王庙。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“走柳”。见了陈小手,说:

“大人,孩子,都得给我保住!保不住要你的脑袋!进去吧!”

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,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。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,累得他筋疲力尽。他迤里歪斜走出来,对团长拱拱手:

“团长!恭喜您,是个男伢子,少爷!”

团长龇牙笑了一下,说:“难为你了!——请!”

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。副官陪着。陈小手喝了两盅。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,往陈小手面前一送:

“这是给你的!——别嫌少哇!”

“太重了!太重了!”

喝了酒,揣上二十块现大洋,陈小手告辞了:“得罪!得罪!”

“不送你了!”

陈小手出了天王庙,跨上马。团长掏出枪来,从后面,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。

团长说:“我的女人,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!她身上,除了我,任何男人都不许碰!这小子,太欺负人了!日他奶奶!”

团长觉得怪委屈。

陈四

陈四是个瓦匠,外号“向大人”。

我们那个城里,没有多少娱乐。除了听书,瞧戏,大家最有兴趣的便是看会,看迎神赛会,——我们那里叫做“迎会”。

所迎的神,一是城隍,一是都土地。城隍老爷是阴间的一县之主,但是他的爵位比阳间的县知事要高得多,敕封“灵应侯”。他的气派也比县知事要大得多。县知事出巡,哪有这样威严,这样多的仪仗队伍,还有各种杂耍玩艺的呢?再说打我记事起,就没见过县知事出巡过,他们只是坐了一顶小轿或坐了自备的黄包车到处去拜客。都土地东西南北四城都有,保佑境内的黎民,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长。他比活着的区长要神气得多,但比城隍菩萨可就差了一大截了。他的爵位是“灵显伯”。都土地都是有名有姓的。我所居住的东城的都土地是张巡。张巡为什么会到我的家乡来当都土地呢,他又不是战死在我们那里的,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。张巡是太守,死后为什么倒降职成了区长了呢?我也不明白。

都土地出巡是没有什么看头的。短簇簇的一群人,打着一些稀稀落落的仪仗,把都天菩萨(都土地为什么被称为“都天菩萨”,这一点我也不明白)抬出来转一圈,无声无息地,一会儿就过完了。所谓“看会”,实际上指的是看赛城隍。

我记得的赛城隍是在夏秋之交,阴历的七月半,正是大热的时候。不过好像也有在十月初出会的。

那真是万人空巷,倾城出观。到那天,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都做好了准备:燃香烛,挂宫灯,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,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,烧好了茶水,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临。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,牛角酥、奶奶哼(一种很“面”的香瓜)、红瓤西瓜、三白西瓜、鸭梨、槟子、海棠、石榴,都已上市,瓜香果味,飘满一街。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,争奇斗胜,吟叫百端。到了八九点钟,看会的都来了。老太太、大小姐、小少爷。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,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。佣人手里提着食盒,里面是兴化饼子、绿豆糕,各种精细点心。

远远听见鞭炮声、锣鼓声,“来了,来了!”于是各自坐好,等着。

我们那里的赛会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的赛会不尽相同。前面并无所谓“塘报”。打头的是“拜香的”。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,光头净脸,头上系一条黑布带,前额缀一朵红绒球,青布衣衫,赤脚草鞋,手端一个红漆的小板凳,板凳一头钉着一个铁管,上插一枝安息香。他们合着节拍,依次走着,每走十步,一齐回头,把板凳放到地上,算是一拜,随即转向再走。这都是为了父母生病到城隍庙许了愿的,“拜香”是还愿。后面是“挂香”的,则都是壮汉,用一个小铁钩勾进左右手臂的肉里,下系一个带链子的锡香炉,炉里烧着檀香。挂香多的可至香炉三对。这也是还愿的。后面就是各种玩艺了。

十番锣鼓音乐篷子。一个长方形的布篷,四面绣花篷檐,下缀走水流苏。四角支竹竿,有人撑着。里面是吹手,一律是笙箫细乐,边走边吹奏。锣鼓篷悉有五七篷,每隔一段玩艺有一篷。

茶担子。金漆木桶。桶口翻出,上置一圈细瓷茶杯,桶内和杯内都装了香茶。

花担子。鲜花装饰的担子。

挑茶担子、花担子的扁担都极软,一步一颤。脚步要匀,三进一退,各依节拍,不得错步。茶担子、花担子虽无很难的技巧,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,整整齐齐,亦颇婀娜有致。

舞龙。

舞狮子。

跳大头和尚戏柳翠。①

跑旱船。

跑小车。

最清雅好看的是“站高肩”。下面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,挺胸调息,稳稳地走着,肩上站着一个孩子,也就是五六岁,都扮着戏,青蛇、白蛇、法海、许仙,关、张、赵、马、黄,李三娘、刘知远、咬脐郎、火公窦老……他们并无动作,只是在大人的肩上站着,但是衣饰鲜丽,孩子都长得清秀伶俐,惹人疼爱。“高肩”不是本城所有,是花了大钱从扬州请来的。

后面是高跷。

再后面是跳判的。判有两种,一种是“地判”,一文一武,手执朝笏,边走边跳。一种是“抬判”。两根杉篙,上面绑着一个特制的圈椅,由四个人抬着。圈椅上蹲着一个判官。下面有人举着一个扎在一根细长且薄的竹片上的红绸做的蝙蝠,逗着判官。竹片极软,有弹性,忽上忽下,判官就追着蝙蝠,做出各种带舞蹈性的动作。他有时会跳到椅背上,甚至能在上面打飞脚。抬判不像地判只是在地面做一些滑稽的动作,这是要会一点“轻功”的。有一年看会,发现跳抬判的竟是我的小学的一个同班同学,不禁哑然。

迎会的玩艺到此就结束了。这些玩艺的班子,到了一些大店铺的门前,店铺就放鞭炮欢迎,他们就会停下来表演一会,或绕两个圈子。店铺常有犒赏。南货店送几大包蜜枣,茶食店送糕饼,药店送凉药洋参,绸缎店给各班挂红,钱庄则干脆扛出一钱板一钱板的铜元,俵散众人。

后面才真正是城隍老爷(叫城隍为“老爷”或“菩萨”都可以,随便的)自己的仪仗。

前面是开道锣。几十面大筛同时敲动。筛极大,得吊在一根杆子上,前面担在一个人的肩上,后面的人担着杆子的另一头,敲。大筛的节奏是非常单调的:哐(锣槌头一击)定定(槌柄两击筛面)哐定定哐,哐定定哐定定哐……如此反复,绝无变化。唯其单调,所以显得很庄严。

后面是虎头牌。长方形的木牌,白漆,上画虎头,黑漆扁宋体黑字,大书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、“敕封灵应侯”、“保国佑民”。

后面是伞,——万民伞。伞有多柄,都是各行同业公会所献,彩缎绣花,缂丝平金,各有特色。我们县里最讲究的几柄伞却是纸伞。碳石所出。白宣纸上扎出芥子大的细孔,利用细孔的虚实,衬出虫鱼花鸟。这几柄宣纸伞后来被城隍庙的道士偷出来拆开一扇一扇地卖了,我父亲曾收得几扇。我曾看过纸伞的残片,真是精细绝伦。

最后是城隍老爷的“大驾”。八抬大轿,抬轿的都是全城最好的轿夫。他们踏着细步,稳稳地走着。轿顶四面鹅黄色的流苏均匀地起伏摆动着。城隍老爷一张油白大脸,疏眉细眼,五绺长须,蟒袍玉带,手里捧着一柄很大的折扇,端端地坐在轿子里。这时,人们的脸上都严肃起来了,正如鲁迅先生所说:诚惶诚恐,不胜屏营待命之至。

城隍老爷要在行宫(也是一座庙里)呆半天,到傍晚时才“回宫”。回宫时就只剩下少许人扛着仪仗执事,抬着轿子,飞跑着从街上走过,没有人看了。

且说高跷。

我见过几个地方的高跷,都不如我们那里的。我们那里的高跷,一是高,高至丈二。踩高跷的中途休息,都是坐在人家的房檐口。我们县的踩高跷的都是瓦匠,无一例外。瓦匠不怕高。二是能玩出许多花样。

高跷队前面有两个“开路”的,一个手执两个棒槌,不停地“郭郭,郭郭”地敲着。一个手执小铜锣,敲着“光光,光光”。他们的声音合在一起,就是“郭郭,光光;郭郭,光光。”我总觉得这“开路”的来源是颇久远的。老远地听见“郭郭,光光”,就知道高跷来了,人们就振奋起来。

高跷队打头的是渔、樵、耕、读。就中以渔公、渔婆最逗。他们要矮身蹲在高跷上横步跳来跳去做钓鱼撒网各种动作,重心很不好掌握。后面是几出戏文。戏文以《小上坟》最动人。小丑和旦角都要能踩“花梆子”碎步。这一出是带唱的。唱的腔调是柳枝腔。当中有一出“贾大老爷”。这贾大老爷不知是何许人,只是一个衙役在戏弄他,贾大老爷不时对着一个夜壶口喝酒。他的颟预总是引得看的人大笑。殿底的是“火烧向大人”。三个角色:一个铁公鸡,一个张嘉祥,一个向大人。向大人名荣,是清末的大将,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,后死于任。看会的人是不管他究竟是谁的,也不论其是非功过,只是看扮演向大人的“演员”的功夫。那是很难的。向大人要在高跷上郯马,在高跷上坐轿,——两只手抄在前面,“存”着身子,两只脚(两只跷)一蹽一蹽地走,有点像戏台上“走矮子”。他还要能在高跷上做“探海”、“射雁”这些在平地上也不好做的高难动作(这可真是“高难”,又高又难)。到了挨火烧的时候,还要左右躲闪,簸脑袋,甩胡须,连连转圈。到了这时,两旁店铺里的看会人就会炸雷也似地大声叫起“好”来。

擅长表演向大人的,只有陈四,别人都不如。

到了会期,陈四除了在县城表演一回,还要到三垛去赶一场。县城到三垛,四十五里。陈四不卸装,就登在高跷上沿着澄子河堤赶了去。赶到那里,准不误事。三垛的会,不见陈四的影子,菩萨的大驾不起。

有一年,城里的会刚散,下了一阵雷暴雨,河堤上不好走,他一路赶去,差点没摔死。到了三垛,已经误了。

三垛的会首乔三太爷抽了陈四一个嘴巴,还罚他当众跪了一炷香。

陈四气得大病了一场。他发誓从此再也不踩高跷。

陈四还是当他的瓦匠。

到冬天,卖灯。

冬天没有什么瓦匠活,我们那里的瓦匠冬天大都以糊纸灯为副业,到了灯节前,摆摊售卖。陈四的灯摊就摆在保全堂廊檐下。他糊的灯很精致。荷花灯、绣球灯、兔子灯。他糊的蛤蟆灯,绿背白腹,背上用白粉点出花点,四只爪子是活的,提在手里,来回划动,极其灵巧。我每年要买他一盏蛤蟆灯,接连买了好几年。

①即唐宋杂戏里的《月明和尚戏柳翠》,演和尚的戴一个纸浆做成的很大的和尚脑袋,白色的脑袋,淡青的头皮,嘻嘻地笑着。我们那里已不知和尚法名月明,只是叫他“大头和尚”。

陈泥鳅

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。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,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:“你们看!黑吗?”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。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。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、救船,因为船尾涂成黑色,所以叫做黑屁股。说的是船,不是人。

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。

他水性极好,不愧是条泥鳅。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。因为民国十年、民国二十年都曾在这里决口,把河底淘成了一个大潭。据说这里的水深,三篙子都打不到底。行船到这里,不能撑篙,只能荡桨。水流也很急,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。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。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,一气游了个来回。当中有一截,他半天不露脑袋,半天半天,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,想不到一会,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!

他在通湖桥下住。非遇风浪险恶时,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。他看看天色,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,就呆在家里。

他也好义,也好利。湖里大船出事,下水救人,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。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琵琶闸炸了,炸得粉碎。事后知道,是因为船底有一道小缝漏水,水把豆子浸湿了,豆子吃了水,突然间一齐膨胀起来,“砰”的一声把船撑炸了——那力量是非常之大的。船碎了,人掉在水里。这时跳下水救人,能要钱么?民国二十年,运河决口,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。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,一无所有了,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,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。在活人身上,他不能讨价;在死人身上,他却是不少要钱的。

人淹死了,尸首找不着。事主家里一不愿等尸首泡胀漂上来,二不愿尸首被“四水捋子”①钩得稀烂八糟,这时就会来找陈泥鳅。陈泥鳅不但水性好,且在水中能开眼见物。他就在出事地点附近,察看水流风向,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,潜入水底,伸手摸触。几个猛子之后,他准能把一个死尸托上来。不过得事先讲明,捞上来给多少酒钱,他才下去。有时讨价还价,得磨半天。陈泥鳅不着急,人反正已经死了,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。

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,但是他不置产业,一个积蓄也没有。他花钱很撒漫,有钱就喝酒尿了,赌钱输了。有的时候,也偷偷地赒济一些孤寡老人,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。他也不娶老婆。有人劝他成个家,他说:“瓦罐不离井上破,大将难免阵头亡。淹死会水的。我见天跟水闹着玩,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。留下孤儿寡妇,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。这样多好,吃饱了一家子不饥,无牵无挂!”

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怎么知道是女尸?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。行人报了乡约,乡约报了保长,保长报到地方公益会。桥上桥下,围了一些人看。通湖桥是直通运河大闸的一道桥,运河的水由桥下流进澄子河。这座桥的桥洞很高,洞身也很长,但是很狭窄,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。桥以西,桥以东,水面落差很大,水势很急,翻花卷浪,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,像打雷一样。大家研究,这女尸一定是从大闸闸口冲下来的,不知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了。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。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,谁也不敢下去。

去找陈泥鳅。

陈泥鳅来了,看了看。他知道桥洞里有一块石头,突出一个尖角(他小时候老在洞里钻来钻去,对洞里每一块石头都熟悉)。这女人大概是身上衣服在这个尖角上绊住了。这也是个巧劲儿,要不,这样猛的水流,早把她冲出来了。

“十块现大洋,我把她弄出来。”

“十块?”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,“你要得太多了!”

“是多了点。我有急用。这是玩命的事!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,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,就算成了。就这一下。一下子拨拉不动,我就会塞在桥洞里,再也出不来了!你们也都知道,桥洞只有肩膀宽,没法转身。水流这样急,退不出来。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。”

大家都说:“十块就十块吧!这是砂锅捣蒜,一锤子!”

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,道了一声“对不起了!”纵身入水,顺着水流,笔直地窜进了桥洞。大家都捏着一把汗。只听见歘地一声,女尸冲出来了。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窜进了水面。大家伙发了一声喊:“好水性!”

陈泥鳅跳上岸来,穿了衣服,拿了十块钱,说了声“得罪得罪!”转身就走。

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赌场、进酒店了。没有,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。

陈五奶奶守寡多年。她有个儿子,去年死了,儿媳妇改了嫁,留下一个孩子。陈五奶奶就守着小孙子过,日子很折皱②。这孩子得了急惊风,浑身滚烫,鼻翅扇动,四肢抽搐,陈五奶奶正急得两眼发直。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,说:“赶紧先到万全堂,磨一点羚羊角,给孩子喝了,再抱到王淡人那里看看!”

说着抱了孩子,拉了陈五奶奶就走。

陈五奶奶也不知哪里来的劲,跟着他一同走得飞快。

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急就

①“四水捋子”是一种在水中打捞东西的用具,四面有弯钩,状如一小铁锚,而钩尖极锐利。

②这是我的家乡话,意思是很困难,很不顺利。

求雨

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。雨季已经来了,三天两头地下着。停停,下下;下下,停停。空气是潮湿的,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。草长得很旺盛。各种菌子都出来了。青头菌、牛干菌、鸡油菌……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,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,很细腻。积蓄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。人们戴着斗笠,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……

但是偶尔也有那样的年月,雨季来晚了,缺水,栽不下秧。今年就是这样。因为通常不缺雨水,这里的农民都不预备龙骨水车。他们用一个戽斗,扯动着两边的绳子,从小河里把浑浊的泥浆一点一点地浇进育苗的秧田里。但是这一点点水,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,不能靠它插秧。秧苗已经长得过长了,再不插就不行了。然而稻田里却是干干的。整得平平的田面,晒得结了一层薄壳,裂成一道一道细缝。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,一天看多少次。然而天蓝得要命。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。雨呀,你怎么还不下呀!雨呀,雨呀!

望儿也抬头望天。望儿看看爸爸和妈妈,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是蓝的。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。他低头看地,他看见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狮爬过的痕迹。望儿想了一个主意:求雨。望儿昨天看见邻村的孩子求雨,他就想过:我们也求雨。

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,找出一套小锣小鼓,就出发了。

一共十几个孩子,大的十来岁,最小的一个才六岁。这是一个枯瘦、褴褛、有些污脏的,然而却是神圣的队伍。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,敲着不成节拍的、单调的小锣小鼓:冬冬当,冬冬当……他们走得很慢。走一段,敲锣的望儿把锣槌一举,他们就唱起来:

小小儿童哭哀哀,

撒下秧苗不得栽。

巴望老天下大雨,

乌风暴雨一起来。

调子是非常简单的,只是按照昆明话把字音拉长了念出来。他们的声音是凄苦的,虔诚的。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书。他们有人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有个玉皇大帝,还有个龙王,龙王是管下雨的。但是大部分孩子连玉皇大帝和龙王也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天,天是无常的。它有时对人很好,有时却是无情的,它的心很狠。他们要用他们的声音感动天,让它下雨。

(这地方求雨和别处大不一样,都是利用孩子求雨。所以望儿他们能找出一套小锣小鼓。大概大人们以为天也会疼惜孩子,会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软。)

他们戴着柳条圈,敲着小锣小鼓,歌唱着,走在昆明的街上。

小小儿童哭哀哀,

撒下秧苗不得栽。

巴望老天下大雨,

乌风暴雨一起来。

过路的行人放慢了脚步,或者干脆停下来,看着这支幼小的、褴褛的队伍。他们的眼睛也是蓝的。

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。他们从大西门,一直走过华山西路、金碧路,又从城东的公路上走回来。

他们走得很累了,他们都还很小。就着泡辣子,吃了两碗包谷饭,就都爬到床上睡了。一睡就睡着了。

半夜里,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。接着,他听见屋瓦上噼噼啪啪的声音。过了一会,他才意识过来:下雨了!他大声喊起来:“爸!妈!下雨啦!”

他爸他妈都已经起来了,他们到外面去看雨去了。他们进屋来了。他们披着蓑衣,戴着斗笠。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。

“下雨了!”

“下雨了!”

妈妈把油灯点起来,一屋子都是灯光。灯光映在妈妈的眼睛里。妈妈的眼睛好黑,好亮。爸爸烧了一杆叶子烟,叶子烟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脸上,也映在他的眼睛里。

第二天,插秧了!

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,到处都是人。

望儿相信,这雨是他们求下来的。

迷路

我不善于认路。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,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,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,第二次我一个人去,常常找不着。在城市里好办,手里捏着地址,顶多是多问问人,走一些冤枉路,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。一敲门,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:“啊呀!你怎么才来!”在乡下可麻烦。我住在一个村子里,比如说是王庄吧,到城里去办一点事,再回来,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,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,一问,却是李庄!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。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,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。唉,有什么办法呢!

一九五一年,我参加土改,地点在江西进贤。这是最后一批土改,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。参加的人数很多,各色各样的人都有。有干部、民主人士、大学教授、宗教界的信徒、诗人、画家、作家……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。让这些人参加,一方面是工作需要,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,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,改造世界观。

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,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。小组的成员除了我,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,一个法师。工作队指定,由我负责。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。

进贤是丘陵地带,处处是小山包。土质是红壤土,紫红紫红的。有的山是茶山,种的都是油茶,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。有的山是柴山,长满了马尾松。当地人都烧松柴。还有一种树,长得很高大,是梓树。我第一次认识“桑梓之乡”的梓。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,虽是植物油,却是凝结的,颜色雪白,看起来很像猪油。梓油炒菜极香,比茶油好吃。田里有油菜花,有紫云英。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。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,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。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。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,大都是弯弯曲曲的,有时简直似有若无。我们一路走着,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,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,又有点觉得茫茫然,——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,有一点像是在做梦。不知不觉的,王家梁就到了。据小伙子说,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。

法师法号静溶。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,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。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。他笃信佛法,严守戒律,绝对吃素,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。花腔女高音姓周,老乡都叫她老周,她当然一点都不老。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,很能吃苦,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。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,却是相当平淡的。

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。阶级情况摸清楚了,群众不难发动。也不是十分紧张。每天晚上常常有农民来请我们去喝水。这里的农民有“喝水”的习惯。一把瓦壶,用一根棕绳把壶梁吊在椽子上,下面烧着稻草,大家围火而坐。水开了,就一碗一碗喝起来。同时嚼着和辣椒、柚子皮腌在一起的鬼子姜,或者生番薯片。女歌唱家非常爱吃番薯,这使农民都有点觉得奇怪。喝水的时候,我们除了了解情况,也听听他们说说闲话,说说黄鼠狼、说说果子狸,也说说老虎。他们说这一带出过一只老虎,王家梁有一个农民叫老虎在脑袋上拍了一掌,至今头皮上还留着一个虎爪的印子……

到了预定该到队部汇报的日子了,当然应该是我去。我背了挎包,就走了,一个人,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夏家庄。

回来,离开夏家庄时,已经是黄昏了。不过我很有把握。我记得清清楚楚,从夏家庄一直往北,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,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,转弯向右,往西北方向走一截,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,就望见王家梁了。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,第二天早上再走,我说不行,我和静溶、老周说好了的,今天回去。

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。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,青苍苍的暮色,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盖了下来。不过,好了,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。

然而,当我沿梓树向右,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,向西北一望,却看不到王家梁。前面一无所有,只有无尽的山丘。

我走错了,不是该向右,是该向左?我回到梓树前面,向左走了一截,到高处看看:没有村庄。

是我走过了头,应该在前面就转弯了?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,走了好长一段,仍然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。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。

我从梓树出发,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,仍然找不到王家梁。

我对自己说,我迷路了。

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,什么也辨认不清了。

怎么办呢?

我倒还挺有主意:看来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。我攀上一个山包,选了一棵树(不知道是什么树),爬了上去,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枝杈,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。我掏出烟来,抽了一枝。借着火柴的微光,看了看四周,榛莽丛杂,落叶满山。不到一会,只听见树下面悉悉悉悉悉……,索索索索索……,不知是什么兽物窜来窜去。听声音,是一些小野兽,可能是黄鼠狼、果子狸,不是什么凶猛的大家伙。我头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静的。这些小兽物是不会伤害我的。但我开始感觉在这里过夜不是个事情。而且天也越来越冷了。江西的冬夜虽不似北方一样酷寒,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结着的高高的霜花,便知夜间不会很暖和。不行。我想到呼救了。

我爬下树来,两手拢在嘴边,大声地呼喊:

“喂——有人吗——?”

“喂——有人吗——?”
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。

然而没有人答应。

我又喊:

“喂——有人吗——?”

我听见几声狗叫。

我大踏步地,笔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。

我不知道脚下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树丛、山包,我走过一大片农田,田里一撮一撮干得发脆的稻桩,我跳过一条小河,笔直地,大踏步地走去。我一遇到事,没有一次像这样不慌张,这样冷静,这样有决断。我看见灯光了!

狗激烈地叫起来。

一盏马灯。马灯照出两个人。一个手里拿着梭镖(我明白,这是值夜的民兵),另一个,是把我们从夏家庄领到王家梁的小伙子!

“老汪!你!”

这是距王家梁约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,叫顾家梁,小伙子是因事到这里来的。他正好陪我一同回去。

“走!老汪!”

到了王家梁,几个积极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。静溶和老周一见我进门,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他们的眼睛分明写着两个字:老虎。

卖蚯蚓的人

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。

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。他们坐在水边,瞅着水面上的飘子。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。很多人一坐半天,一无所得。等人、钓鱼、坐牛车,这是世间“三大慢”。这些人真有耐性。各有一好。这也是一种生活。

在钓鱼的旺季,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。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,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。走一截,扬声吆唤:

“蚯蚓——蚯蚓来——”

“蚯蚓——蚯蚓来——”

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,向他买。

“怎么卖。”

“一毛钱三十条。”

来买的掏出一毛钱,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,用手抓出三十来条,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,交过去。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,说:

“一毛钱,玩一上午!”

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。

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。

“添几条就添几条,一个这东西!”

蚯蚓这东西,泥里咕叽,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,用北京话说,“大概其”,就得了。

这人长得很敦实,五短身材,腹背都很宽厚。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、感冒伤风的,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。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,旧的,褪了色,而且带着泥渍,但都还整齐,并不褴褛,而且单夹皮棉,按季换衣。——皮,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。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,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,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。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,只看到风、太阳和尘土。只有有时他剃了头,刮了脸,才看到本来的肤色。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,下边是一张红脸。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,刚刚拿出来一样。

因为天天见,面熟了,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,招呼招呼,寒暄两句。

“吃啦?”

“您溜弯儿!”

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,我们就说会子话。他说他自己:“我这人——爱聊。”

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。

“一毛钱三十条,能卖多少!块数来钱,两块,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。”

“不少!”

“凑合吧。”

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,“是挖的?”

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:

“是贲的。”

这个“贲”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,只能记音。这位行家给我解释,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。

“蚯蚓还能‘贲’?”

卖蚯蚓的人说:

“有‘贲’的,我这不是,是挖的。‘贲’的看得出来,身上有小毛,都是一般长。瞧我的:有长有短,有大有小,是挖的。”

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

“在哪儿挖的,就在这玉渊潭?”

“不!这儿没有。——不多。丰台。”

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,山根底下,那儿出蚯蚓,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。

“丰台?一趟不得三十里地?”

“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,回来卖一上午。下午再去一趟。”

“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?”

“七十四了,不活动活动成吗!”

他都七十四了!真不像。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,我也说不上来。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。

“您一直就是卖蚯蚓?”

“不是!我原来在建筑上,——当壮工。退休了。退休金四十几块,不够花的。”

我算了算,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,有百十块钱,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。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,问:

“喝两盅?”

“不喝。——烟酒不动!”

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,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。

“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。我是挖药材的。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,才改了干这个。”

他指给我看:

“这是益母草,这是车前草,这是红苋草,这是地黄,这是稀莶……这玉渊潭到处是钱!”

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。

“您怎么会认药材的?是家传?学的?”

“不是家传。有个街坊,他挖药材,我跟着他,用用心,就学会了。——这北京城,饿不死人,你只要肯动弹,肯学!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——”

“槐米?”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,真是孤陋寡闻。

“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,才米粒大。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。这东西外国要,不知道是干什么用,听说是酿酒。不过得会晒。晒好了,碧绿的!晒不好,只好倒进垃圾堆。——蚯蚓!——蚯蚓来!”

我在玉渊潭散步,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,一位姓乌,一位姓莫。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,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。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。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,很深奥,至少好像是很深奥,我听不大懂。他们都是好人,不是造反派,不打人,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。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,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,就像那些钓鱼的人,意不在鱼,而在钓。

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,问我:

“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?”

我有点奇怪了。

“为什么不能有兴趣?”

“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,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。”

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。

“不能这样说。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。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。”

“他存在。但是充其量,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。”

“就算是填充物,填充物也是需要的。‘填充’,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。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,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,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。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,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。从某种意义来说,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。”

“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,呼啸着前进的,身上带电的人!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。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,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,——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,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。

乌先生接着说:

“他就像一具石磨。从出土的明器看,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。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——”

莫先生抢过话来,说:

“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,石磨可以磨豆浆,——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!”

他们争执不下,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“价值”、“存在”有什么看法。

我说:

“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。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,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。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。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。糊火柴盒的、捡破烂的、捞鱼虫的、晒槐米的……我对他们都有兴趣,都想了解。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。用你们的话说,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。吃什么,我知道一点。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,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,吃什么都香。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。他的牙很短、微黄,这种牙最结实,北方叫做‘碎米牙’,他说:‘牙好是口里的福。’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。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,一顿能吃半斤,就着一把小水萝卜。他大概不爱吃鱼。至于他想些什么,我就不知道了,或者知道得很少。我是个写小说的人,对于人,我只能想了解、欣赏,并对他进行描绘,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。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,对于这个世界,我所倾心的是现象。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。我对人,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。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。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,骑着车,吆喝着‘蚯蚓——蚯蚓来!’不是一个丑的形象。——当然,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,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,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。”

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,他自我介绍:

“我是一个生物学家。——我听了你们的谈话。从生物学的角度,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。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。”

我们全都傻了眼了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

戴车匠

戴车匠是东街一景。

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。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,无可考。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。所谓车匠,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。从我记事的时候,全城似只有这一个车匠,一家车匠店。

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,坐南朝北。左邻是候家银匠店,右邻是杨家香店。侯银匠成天用一根吹管吹火打银簪子、银镯子,或用小錾子錾银器上的花纹。侯家还出租花轿。花轿就停放在店堂的后面。大红缎子的轿帏,上绣丹凤朝阳和八仙,——中国的八仙是一组很奇怪的仙人,什么场合都有他们的份。结婚和八仙有什么关系呢?谁家姑娘要出阁,就事前到侯银匠家把花轿订下来。这顶花轿不知抬过多少新娘子了。附近几条街巷的人家,大家小户,都用这顶花轿。杨家香店柜前立着一块竖匾,上面不是写的字,却是用金漆堆塑出一幅“鹤鹿同春”的画。弯着脖子吃草的金鹿和拳一只腿的金鹤留给过往行人很深的印象,因为一天要看见好多次。而且这是一幅画,凡是画,只要画得不太难看,人们还是愿意看一眼的。这在劳碌的生活中也是一种享受。我们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规矩,香店里每天都要打一盆稀稀的浆糊,免费供应街邻。人家要用少量的浆糊,就拿一块小纸,到香店里去“寻”。——大量的当然不行,比如糊窗户、打袼褙,那得自己家里拿面粉冲。我小时糊风筝,就常到杨家香店寻浆糊(一个“三尾”的风筝是用不了多少浆糊的)……

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。门面很小,只有一间,地势却颇高。跨进门坎,得上五层台阶。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(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)。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。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,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,写的是:

室雅何须大

花香不在多

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。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。板壁后面,是住家。前面,是作坊。作坊靠西墙,放着两张车床。这所谓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。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,木制的,有一个四框,当中有一个车轴,轴上安小块木料,轴下有皮条,皮条钉在踏板上,双脚上下踏动踏板,皮条牵动车轴,木料来回转动,车匠坐在坐板上,两手执定旋刀,车旋成器,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,——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。这东西用语言是说不清楚的。《天工开物》之类的书上也许有车床的图,我没有查过。

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,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。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,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。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,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,所有的榫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,没有一点活动。载车匠嫌它过于笨重,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。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,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。

戴车匠起得很早。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,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,选好了材料,看看图样,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。一个人走进他的作坊,是叫人感动的。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,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。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,让人想起古人说的:“百工居于肆,以成其器”。中国的工匠,都是很勤快的。好吃懒做的工匠,大概没有,——很少。

车匠做的活都是圆的。常言说:“砍的没有旋的圆”。较粗的活是量米的升子,烧饼槌子。——我们那里擀烧饼不用擀杖,用一种特制的烧饼槌子,一段圆木头,车光了,状如一个小碌碡,当中掏出圆洞,插进一个木杆。较细的活是布掸子的把,——末端车成一个滴溜圆的小球或甘露形状;擀烧麦皮用的细擀杖,——我们那里擀烧麦皮用两根小擀杖同时擀,擀杖长五寸,粗如指,极光滑,两根擀杖须分量相等。最细致的活是装围棋子的槟榔木的小圆罐,——罐盖须严丝合缝,木理花纹不错分毫。戴车匠做得最多的是大小不等的滑车。这是三桅大帆船上用的。布帆升降,离不开滑车。做得了的东西,都悬挂在西边墙上,真是琳琅满目,细巧玲珑。

车匠用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,檀木——白檀,紫檀,红木,黄杨,枣木,梨木,最次的也是榆木的。戴车匠踩动踏板,执刀就料,旋刀轻轻地吟叫着,吐出细细的木花。木花如书带草,如韭菜叶,如番瓜瓤,有白的、浅黄的、粉红的、淡紫的,落在地面上,落在戴车匠的脚上,很好看。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,一个一个,小傻子似的,聚精会神,一看看半天。

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,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——白耗子,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,挂在东面的墙上。洋老鼠在里面踩车、推磨、上楼、下楼,整天不闲着,——无事忙。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,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,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。

一到快过清明节了,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。

这里的风俗,清明那天吃螺蛳,家家如此,说是清明吃螺蛳,可以明目。买几斤螺蛳,入盐,少放一点五香大料,煮出一大盆,可供孩子吃一天。孩子们除了吃,还可以玩,——用螺蛳弓把螺蛳壳射出去,螺蛳弓是竹制的小弓,有一支小弓箭,附在双股麻线拧成的弓弦上。竹箭从竹片窝成的弓背当中的一个窟窿里穿过去。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,用螺狮壳套在竹箭上,一拉弓弦,弓背弯成满月,一撒手,哒的一声,螺蛳壳便射了出去。射得相当高,相当远。在平地上,射上屋顶是没有问题的。——竹箭被弓背挡住,是射不出去的。家家孩子吃螺蛳,放螺蛳弓,因此每年夏天瓦匠捡漏时,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。不知道为什么,这种螺蛳弓都是车匠做,——其实这东西不用上床子旋,只要用破竹的作刀即能做成,应该由竹器店供应才对。清明前半个月,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,整天地做螺蛳弓。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,就都兴奋起来。到了接近清明,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。螺蛳弓分大、中、小三号,弹力有差,射程远近不同,价钱也不一样。孩子们眼睛发亮,挑选着,比较着,挨挨挤挤,叽叽喳喳,好不热闹。到清明那天,听吧,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:“哒——哒!”

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。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。

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,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,若有所思。

他在想什么呢?

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。他该不会是想:这孩子将来干什么?是让他也学车匠,还是另外学一门手艺?世事变化很快,他隐隐约约觉得,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。

一九八一年,我回乡了一次(我去乡已四十余年)。东街已经完全变样,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。——侯家银匠店,杨家香店,也都没有了。

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。

收字纸的老人

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,认为字是神圣的。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。亵渎了字纸,会遭到天谴。因此,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。这是一个小口、宽肩的扁篓子,竹篾为胎,外糊白纸,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,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:“敬惜字纸”。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,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。隔十天半月,字纸篓快满了,就由收字纸的收去。这个收字纸的姓白,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。他上岁数了,身体却很好。满腮的白胡子茬,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。眼不花,耳不聋。走起路来,腿脚还很轻快。他背着一个大竹筐,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,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,转身就走,并不惊动主人。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,也说说话,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,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……

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,烧掉。

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,在东郊,一条小河的旁边,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。叫做图,其实并没有什么阁。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,砖墙瓦顶,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,上书“文昌帝君之神位”,纸色已经发黑。香案上有一副锡制的香炉烛台。除此之外,一无所有,显得空荡荡的。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,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,读书人,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,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“帝君”。他是司文运的。更具体地说,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。谁该有什么功名,都由他决定。因此,读书人对他很崇敬。过去,每逢初一、十五,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。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,中了举,中了进士,就更得到文昌因来拈香上供,感谢帝君恩德。科举时期,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,后来,就冷落下来了。

正房两侧,各有两间厢房。西厢房是老白住的。他是看文昌阁的,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。东厢房存着一副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的书板。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,种着两棵柿子树。夏天一地浓阴,秋天满株黄柿。柿树之前,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,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。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。化纸炉设在文昌阁,顺理成章。老白收了字纸,便投在化纸炉里,点火焚烧。化纸炉四面通风,不大一会,就烧尽了。

老白孤身一人,日子好过。早先有人拈香上供,他可以得到赏钱。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《阴骘文》(印了送人,是一种积德的善举),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。老白印了多次《阴骘文》,几乎能背下来了(他是识字的),开头是:“帝君曰: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,身未尝虐民酷吏……”后来,也没有人来印《阴骘文》了,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,落满了灰尘。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。他挨家收字纸,逢年过节,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。端午节,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;八月节,几个月饼;年下,给他二升米,一方咸肉。老白粗茶淡饭,怡然自得。化纸之后,关门独坐。门外长流水,日长如小年。

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、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。往事历历,如在目前。有一天夜里,他做了一个梦,李三老爷点了翰林,要到文昌阁拈香。旗锣伞扇,摆了二里长。他听见有人叫他:“老白!老白!李三老爷来进香了,轿子已经到了螺蛳坝,你还不起来把正门开了!”老白一骨碌坐起来,愣怔了半天,才想起来三老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。这李三老爷虽说点了翰林,人缘很不好,一县人背后都叫他李三麻子。

老白收了字纸,有时要抹平了看看(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,这种事曾经发生过)。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,却一个字都不认得。字横行如蚯蚓,还有些三角、圆圈、四方块。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。他摇摇头,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。孔夫子和欧几米德、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。

老白活到九十七岁,无疾而终。

花瓶

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,全名是张汉轩,大家都叫他张汉,大概觉得已经沦为食客,就不必“轩”了。此人有七十岁了,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,一张尖脸,一个尖尖的鼻子。他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,走过很多地方,见多识广,什么都知道,是个百事通。比如说抽烟,他就告诉你烟有五种:水、旱、鼻、雅、潮。“雅”是鸦片。“潮”是潮烟,这地方谁也没见过。说喝酒,他就能说出山东黄、状元红、莲花白……说喝茶,他就告诉你狮峰龙井、苏州的碧螺春,云南的“烤茶”是怎样在一个罐里烤的,福建的功夫茶的茶杯比酒盅还小,就是吃了一只炖肘子,也只能喝三杯,这茶太酽了。他熟读《子不语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,能讲许多鬼狐故事。他还知道云南怎样放蛊,湘西怎样赶尸。他还亲眼见到过旱魃、僵尸、狐狸精,有时间,有地点,有鼻子有眼。三教九流,医卜星相,他全知道。他读过《麻衣神相》、《柳庄神相》,会算“奇门遁甲”、“六壬课”、“灵棋经”。他总要到快九点钟时才出现(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),他一来,大家精神为之一振,这一晚上就全听他一个人白话。

张汉在保全堂药店讲过许多故事。有些故事平平淡淡,意思不大(尽管他说得神乎其神)。有些过于不经,使人难信。有一些却能使人留下强烈印象,日后还会时常想起。

下面就是他讲过的一个故事。

死生由命,富贵在天。不但是人,就是猫狗,也都有它的命。就是一件器物,什么时候毁坏,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,就已经注定了。

江西景德镇,有一个瓷器工人,专能制造各种精美瓷器。他造的瓷器,都很名贵。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。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,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。有一回,他造了一只花瓶。出窑之后,他都呆了:这是一件窑变,颜色极美,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,光华夺目,变幻不定。这是他入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。他给这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。花瓶脱手之后,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只宝器的下落。

过了若干年,这件花瓶数易其主,落到一家人家。当然是大户人家,而且是爱好古玩的收藏家。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价值连城的花瓶的。

这位瓷器工人,访到了这家,等到了日子,敲门求见。主人出来,知是远道来客,问道:“何事?”——“久闻府上收了一只窑变花瓶,我特意来看看。——我是造这只花瓶的工人。”主人见这人的行动有点离奇,但既是造花瓶的人,不便拒绝,便迎进客厅待茶。

瓷器工人抬眼一看,花瓶摆在条案上,别来无恙。

主人好客,虽是富家,却不倨傲。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,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,请工人鉴赏。宾主二人,谈得很投机。

忽然听到当啷一声,条案上的花瓶破了!主人大惊失色,跑过去捧起花瓶,跌着脚连声叫道:“可惜!可惜——好端端地,怎么会破了呢?”

瓷器工人不慌不忙,走了过去,接过花瓶,对主人说:“不必惋惜。”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,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。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:

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

这是一个迷信故事。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。不过编得很有情致。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,并且使人获得美感。一件瓷器的毁损,也都是前定的,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。这故事是谁编的?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?迷信当然不能提倡,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,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。人类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,迷信总还会存在。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,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。从某一方面说,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。

如意楼和得意楼

扬州人早上皮包水(上茶馆),晚上水包皮(上澡堂子)。扬八属(扬州所属八县)莫不如此,我们那个小县城就有不少茶楼。竺家巷是一条不很长,也不宽的巷子,巷口就有两家茶馆。一家叫如意楼,一家叫得意楼。两家茶馆斜对门。如意楼坐西朝东,得意楼坐东朝西。两家离得很近。下雨天,从这家到那家,三步就能跳过去。两家的楼上的茶客可以凭窗说话,不用大声,便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如要隔楼敬烟,把烟盒轻轻一丢,对面便能接住。如意楼的老板姓胡,人称胡老板或胡老二。得意楼的老板姓吴,人称吴老板或吴老二。

上茶馆并不是专为喝茶。茶当然是要喝的。但主要是去吃点心。所以“上茶馆”又称“吃早茶”。“明天我请你吃早茶。”——“我的东,我的东!”——“我先说的,我先说的!”茶馆又是人们交际应酬的场所。摆酒请客,过于隆重。吃早茶则较为简便,所费不多。朋友小聚,店铺与行客洽谈生意,大都是上茶馆。间或也有为了房地纠纷到茶馆来“说事”的。有人居中调停,两下拉拢;有人仗义执言,明辨是非,有点类似江南的“吃讲茶”。上茶馆是我们那一带人生活里的重要项目,一个月里总要上几次茶馆。有人甚至是每天上茶馆的,熟识的茶馆里有他的常座和单独给他预备的茶壶。

扬州一带的点心是很讲究的,世称“川菜扬点”。我们那个县里茶馆的点心不如扬州富春那样的齐全,但是品目也不少。计有:

包子。这是主要的。包子是肉馅的(不像北方的包子往往掺了白菜或韭菜)。到了秋天,螃蟹下来的时候,则在包子嘴上加一撮蟹肉,谓之“加蟹”。我们那里的包子是不收口的。捏了褶子,留一个小圆洞,可以看到里面的馅。“加蟹”包子每一个的口上都可以看到一块通红的蟹黄,油汪汪的,逗引人们的食欲。野鸭肥壮时,有几家大茶馆卖野鸭馅的包子,一般茶馆没有。如意楼和得意楼都未卖过。

蒸饺。皮极薄,皮里一包汤汁。吃蒸饺须先咬破一小口,将汤汁吸去。吸时要小心,否则烫嘴。蒸饺也是肉馅,也可以加笋,——加切成米粒大的冬笋细末,则须于正价之外,另加笋钱。

烧麦。烧麦通常是糯米肉末为馅。别有一种“清糖菜”烧麦,乃以青菜煮至稀烂,菜叶菜梗,都已溶化,略无渣滓,少加一点盐,加大量的白糖、猪油,搅成糊状,用为馅。这种烧麦蒸熟后皮子是透明的,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碧绿的馅,故又谓之翡翠烧麦。

千层油糕。

糖油蝴蝶花卷。

蜂糖糕。

开花馒头。

在点心没有上桌之前,先喝茶,吃干丝。我们那里茶馆里吃点心都是现要,现包,现蒸,现吃。笼是小笼,一笼蒸十六只。不像北方用大笼蒸出一屉,拾在盘子里。因此要了点心,得等一会。喝茶、吃干丝的时候,也是聊天的时候,干丝是扬州镇江一带特有的东西。压得很紧的方块豆腐干,用快刀劈成薄片,再切为细丝,即为干丝。干丝有两种。一种是烫干丝,干丝在开水里烫后,加上好秋油、小磨麻油、金钓虾米、姜丝、青蒜末。上桌一拌,香气四溢。一种是煮干丝,乃以鸡汤煮成,加虾米、火腿。煮干丝较俗,不如烫干丝清爽。吃干丝必须喝浓茶。吃一筷干丝,呷一口茶,这样才能各有余味,相得益彰。有爱喝酒的,也能就干丝喝酒。早晨渴酒易醉。常言说:“莫饮卯时酒,昏昏直至酉。”但是我们那里爱喝“卯酒”的人不少。这样喝茶、吃干丝,吃点心,一顿早茶要吃两个来小时。我们那里的人,过去的生活真是够悠闲的。——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一次,吃早茶的风气还有,但大家吃起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了。恐怕原来的生活节奏也是需要变一变。

如意楼的生意很好。一大清早,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,把两口炉灶升起来,——一口烧开水,一口蒸包子,巷口就弥漫了带硫磺味道的煤烟。一个师傅剁馅。茶馆里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胸的粗大的木墩上剁。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,两手各执一把厚背的大刀,抡起胳膊,乒乒乓乓地剁。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边切干丝。另外三个师傅揉面。“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”,包子皮有没有咬劲,全在揉。他们都很紧张,很专注,很卖力气。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如意楼的胡二老板有三十五六了。他是个矮胖子,生得五短,但是很精神。双眼皮,大眼睛,满面红光,一头乌黑的短头发。他是个很勤勉的人。每天早起,店门才开,他即到店。各处巡视,尝尝肉馅咸淡,切开揉好的面,看看蜂窝眼的大小。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不能发得太大,不像北方的包子,过于暄腾,得发得只起小孔,谓之“小酵面”。这样才筋道,而且不会把汤汁渗进包子皮。然后,切下一小块面,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,闻闻面香,看兑碱兑的合适不合适。其实师傅们调馅兑碱都已很有经验,准保咸淡适中,酸碱合度,不会有差。但是胡老二还是每天要视验一下,方才放心。然后,就坐下来和师傅们一同擀皮子、刮馅儿、包包子、烧麦、蒸饺……(他是学过这行手艺的,是城里最大的茶馆小蓬莱出身)茶馆的案子都是比较矮的,他一坐下,就好像短了半截。如意楼做点心的有三个人,连胡老二自己,四个。胡二老板坐在靠外的一张矮板凳上,为的是有熟客来时,好欠起屁股来打个招呼:“您来啦!您请楼上坐!”客人点点头,就一步一步登上了楼梯。

胡老二在东街不算是财主,他自己总是很谦虚地说他的买卖本小利微,经不起风雨。他和开布店的、开药店的、开酱园的、开南货店的、开棉席店的……自然不能相比。他既是财东,又是要手艺的。他穿短衣时多,很少有穿了长衫,摇着扇子从街上走的时候。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手里很足实,这些年正走旺字。屋里有金银,外面有戥秤。他一天卖了多少笼包子,下多少本,看多少利,本街的人是算得出来的。“如意楼”这块招牌不大,但是很亮堂。招牌下面缀着一个红布条,迎风飘摆。

相形之下,对面的得意楼就显得颇为暗淡。如意楼高朋满座,得意楼茶客不多。上得意楼的多是上城完粮的小乡绅、住在五湖居客栈外地人,本街的茶客少。有些是上了如意楼楼上一看,没有空座,才改主意上对面的。其实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,但是大家都爱上如意楼,不爱上得意楼。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得意楼的老板吴老二有四十多了,是个细高条儿,疏眉细眼。他自己不会做点心的手艺,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帐,——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帐好写的。见有人来,必起身为礼:“楼上请!”然后扬声吆喝:“上来×位!”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。他倒是穿长衫的。帐桌上放着一包哈德门香烟,不时点火抽一根,蹙着眉头想心事。

得意楼年年亏本,混不下去了。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,另辟蹊径。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,请了一个厨子,茶馆改酒馆。旧店新开,不换招牌,还叫做得意楼。开张三天,半卖半送。鸡鸭鱼肉,煎炒烹炸,面饭两便,气象一新。同街店铺送了大红对子,道喜兼来尝新的络绎不绝,颇为热闹。过了不到二十天,就又冷落下来了。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,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。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,颜色灰白。纱厨里的猪肝、腰子,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子里。吴老二脱去了长衫,穿了短袄,系了一条白布围裙,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。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,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。——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,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。这种规矩,别处似少见。他脚上有脚垫,又是“跺趾”——脚趾头摞着,走路不利索。他就这样一拐一拧地招呼座客。面色黄白,两眼无神,好像害了一种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。

得意楼酒馆看来又要开不下去。一街的人都预言,用不了多久,就会关张的。

吴老二蹙着眉头想: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?

他不知道,他的买卖开不好,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。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,没精打采,吃茶吃饭的顾客,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,就倒了胃口了。

一个人要兴旺发达,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上旬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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