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传统节日也有性别色彩，那么重阳节，就颇具男子气。
最具代表性的重阳诗，唐代诗人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就是歌颂男人间兄弟情谊的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想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古代男人每每戴花插果，茱萸果正好重阳前后成熟，头插茱萸是男人们这个节日的标配。唐代皇帝宴请文武百官时还分发茱萸。少年插，老男人也插，诗人杨衡老来脱发，感叹“发稀那更插茱萸”；老杜甫担心自己不知明年还会再来否：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，醉把茱萸仔细看。”自老杜“醉把”后，仔细看茱萸成为重阳的一个典故，苏东坡等诗人词家写过用过，以表现男儿壮志未酬、人生苦短的情怀。
毛泽东的写于战火纷飞的年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*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写战地*花，更写出了战地男儿的气概：莫道战地无节氛，秋风*花胜春光。这是战士的气概、英雄的气概，寥廓江天万里霜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。
如果说重阳节也有偶像，那么，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另类男儿陶渊明。陶氏至于重阳节，一如屈原至于端午节，是一个历史人物与一个传统节日紧密融合的典范。其之所以成为重阳偶像，取决于他的诗文及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人生信条。他的《九日闲居》诗序道：“余闲居爱重九之名，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他在彭泽令官位上打了辞职报告、回到乡村当了农民后，生活一下子变得多么清苦，重阳节想喝口酒也不可得，只好空口嚼食菊花，抒写诗歌，以寄托自己的清高。他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（《饮酒》）的潇洒，更是多少国人的心向往之，成为重阳节的第一典故。元诗人剧作家马致远，便自号“马东篱”；菊花也由此获得了“篱菊”、“篱花”之名，连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诗中，亦有“九日篱花犹寂寞”句；甚至有把重阳节叫做“陶令节”的（宋·*庚《九日怀舍弟》）。是陶渊明的人生轨迹、人格力量，他的清高，他的淡泊名利，他的勤劳执著，他的土地情结，他的亲民和蔼，他不屈不饶的意志精神，使他成为全民的崇拜偶像，人们把他与重阳叠合在一起，让他的精神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。
明代冯梦龙有小说《范巨卿鸡黍死生交》，写张伯元、范巨卿初识于重阳，“酒座间杯浮茱萸，问酒家，方知是重阳佳节。”于是两人结拜兄弟，相约第二年重阳再会。到时候范却忘了，于是自刎而死，灵*赴张的鸡黍之约。小说后来被日本作者改写为《菊之约》，也是自杀*赴约。这是一种寓言类小说，隐喻重然诺是男儿的担当。
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不光是敬老，还有发扬男子气、重振勃勃雄心的含义。在少年郎普遍缺乏男子气、“娘炮”形象屡见不鲜的当下，这，也许正是传统重阳节的现实意义所在。(翁敏华)